荷兰这个曾经以政治妥协着称的“低地国家”，近期频频出现在国际媒体的显要位置，并日益成为观察欧盟治理的重要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说，10月29日的荷兰众议院选举值得关注。 2025年以来，荷兰政坛屡遭挫折和危机。 6月3日，由于收紧难民政策、加强移民管制的“十点计划”未能获得执政联盟支持，极右翼自由党党魁威尔德斯宣布退出执政联盟。作为荷兰第二议院（众议院）第一大党，自由党的突然退出立即导致绍夫领导的内阁进入“看守模式”。 8月22日，由于他们在推动新农村建设时没有得到自由民主人民党和农民党的支持，针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荷兰外长费尔德坎普等新社会契约党部长宣布集体辞职，进一步削弱了农民党和人民自由民主党拼凑而成的“小余内阁”的合法性和管理能力。 10月29日，荷兰开始众议院大选。尽管根据最新民意调查，自由党仍是第一大党，将获得最多席位，但主要政党均表示将“联手封锁”自由党，阻止其加入未来政府。选举结果尚未可知，但普遍预期的是，如果未来是极右翼执政联盟延续或出现对抗性执政联盟，荷兰的政治运行将难以摆脱治理结构的高度不稳定和固有结构。结构。事实上，荷兰政坛这一罕见的政治变动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欧盟内部在关键问题上长期积累的矛盾的一个缩影。无论是难民问题，还是巴以冲突加剧的分裂成本，都已成为欧盟内部不可避免而又难以调和的治理问题。荷兰政局的剧烈变化反映了欧盟治理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在成员国之间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欧盟如何保持政策协调和集体行动的能力。荷兰的案例非常具有示范意义，因为它面临的困难与欧盟面临的治理困境高度同构。荷兰的案例至少可以反映出欧盟面临的三重治理困境。 首先，成员国内部分歧严重阻碍欧盟政策的实施。政治历史悠久荷兰在难民和庇护政策方面存在分歧。 2023年早些时候，荷兰首相吕特（自由民主人民党）也因收紧难民庇护政策而遭到基督教联盟和执政联盟66个民主党的拒绝，最终导致联合政府垮台。可以说，难民问题已经成为荷兰政坛一个未被察觉的“爆发点”。同样，在巴以问题上，荷兰关于以色列政策的讨论也存在明显分歧。尽管费尔德坎普领导的新社会契约党多次呼吁暂停与以色列的合作协议，并得到荷兰社会层面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支持和发声，但屡次遭到农民党等亲以色列政党的逼迫。可见，当欧盟主要成员国国内无法达成强烈共识时，即使欧盟共同决策，最终很难有效执行。毕竟，欧盟的制度设计高度依赖于成员国的同意和政策承诺。当国内政治不稳定时，欧盟的集体行动是不可持续的。其次，成员国内部舆论与欧盟政策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欧盟在难民问题上强调“责任共担”和人权保护，但大多数成员国选民更关心住房、福利和社会保障，因此更倾向于支持限制性政策。 2015年以来，难民危机屡次影响欧盟社会，寻求庇护人数的周期性增长增加了公众对接纳能力和社会承载能力的担忧。右翼民粹势力正是指望这种以反难民情绪颠覆“国家主权”和“社会保障”的焦虑，在选举中获胜。这荷兰自由党凭借反移民言论成为第一大党，这表明欧盟层面“共同责任、内部团结”的政策理念可能会遭遇成员国内部的强烈舆论抵制。欧盟难民管理的规范目标（保护人权、分担责任）与成员国的政治现实（提供选民、维护政治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欧盟治理困境的核心。第三，成员国之间存在利益分歧和政策隔阂。在难民管理方面，欧盟近年来试图通过《移民与庇护公约》推动公平的责任分担机制，但效果有限。中东欧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明确表示是欧盟移民规则和难民庇护所“选择”的，拒绝强制安置不配额，坚持“国家主权”立场。西班牙和希腊等南欧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北欧和西欧在分担责任方面不采取行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进一步敦促欧盟委员会将《移民与庇护公约》的实施期限从2026年夏季推进到2025年夏季，以缓解南欧的压力。尽管荷兰、德国等西欧国家在人权承诺上采取了积极立场，但迫于国内民粹主义政治压力，这些立场正在消失。此前，荷兰自由党庇护和移民部长法贝尔也曾提出“选择退出”移民和难民庇护规则的申请。尽管最终遭到所有成员国的反对，但它凸显了尖锐的政策差距。与此同时，在巴以问题上，欧盟委员会2025年9月17日决定暂停与以色列的部分贸易优惠，并对两位相距遥远的以色列政府部长实施制裁。但这一决议引发欧盟成员国广泛争议，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捷克等国对制裁表示保留，使得该决议的最终命运充满不确定性。针对以色列制裁的争议暴露了欧盟内部外交价值观与外交实用主义之间的深刻差异。总之，南北分工不平等、东西方冲突成本以及成员国与欧盟政策之间的逻辑谬误共同构成并加深了欧盟治理的三重困境。从制度层面看，欧盟推行的“多层次治理”的制度设计既是优势，也是问题。一方面可以协调跨国活动;另一方面，它得到成员国内部稳定政治的支持。荷兰的案例说明，当欧盟当一国内部的共识基础脆弱甚至崩溃时，欧盟的集体行动能力也会受到削弱。换句话说，欧盟治理效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布鲁塞尔的制度设计，还取决于成员国内部政治生态的稳定以及成员国之间妥协机制的稳定性。今天欧盟面临的考验不仅是能否就具体政策达成一致，更在于能否在碎片化、两极分化和人口浪潮中重新找到体系的稳定性和政治的合力。如果说荷兰今天面临的政治困境是一个警告，那么欧盟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在日益多元化、分裂和不稳定的欧洲，治理能否继续被维护？还是会被反复出现的“荷兰时刻”拖入更深的泥潭？这不仅是“荷兰问题”，也是“欧盟问题”。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